鲁光是作家，后来又成了画家。成了画家后的鲁光还说，以后要写一本书，就叫《我的笔名叫鲁光》。他非常珍惜自己的作家经历。作家鲁光非同小可，一篇报告文学《中国姑娘》饮誉中国，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，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呐喊。我已人到中年，但我的耳边仍在回旋着“振兴中华”的呼唤。这种向贫弱抗争的呼唤，是一个时代的绝响。

　　二十多年以后，当我把阅读《中国姑娘》的感受讲述给我的恩师、知名作家杨匡满时，这位《中国姑娘》发表时的责任编辑以深沉的口吻告诉我，《中国姑娘》影响了一代人。而我，恰恰就是那一代人中的一员。

　　而今的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写文章的鲁光又焕发出另外的生命朝气。他拿起画笔，描绘自己在“中国姑娘”以后的岁月。

　　我与写《中国姑娘》的鲁光距离很远，离画画的鲁光很近。那是一个响晴的下午，在北京，在鲁光的工作室，我听他讲画画的故事。读《中国姑娘》时的青春激越与烂漫幻想渐行渐远。鲁光画画的故事，让我的中年时光染上了一层橘黄色的光晕，让我始终怀有一份难得的恬淡与安宁。是我老了，已承受不起《中国姑娘》的激情，还是鲁光神奇的画笔抚平了我感情的冲动？显然都不是。在我的眼前，他的作家身份不重要，他的画家身份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生命价值的放大与超越。文字是鲁光的责任，线条与色块是鲁光的感觉。有感觉的人永远是年轻的，有感觉的人注定幸福。正如同鲁光身后的一幅画--成排的蜡烛跳动着生命的火焰。我惊奇地发现，出自鲁光笔下的火不是激烈燃烧的火，是缓缓的、柔柔的，照亮的不是大地，而是心灵。这一切，都被鲁光粗犷的笔墨表现赋予了深刻的涵义。

　　鲁光画画，以“半路出家”自嘲。如果把《中国姑娘》当一个坐标，他画画当然是半路出家了。其实，鲁光对绘画之爱不亚于对文学之爱。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，还是《中国体育报》一名年轻记者的鲁光为公家到丰子恺家取画，面对丰子恺画作的简约、素冷，鲁光有了一种顿悟的感觉，进而有了一种作画的冲动。若干年后，中国体育报社举办职工画展，鲁光画了一幅画参展。恰巧，这幅画被叶圣陶看见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老人误以为这是丰子恺的作品，让站在一旁的鲁光得意了好几天。

　　鲁光有文运，也有画运。因工作关系，他认识了李苦禅。李苦禅有一双慧眼，看到了鲁光画画的天赋，就鼓励他画画。李苦禅说，画就是文人画的。鲁光热血沸腾了，觉得画画是一件美事，便常去李苦禅家讨教画理。可是，毕竟是记者、是作家，忙于写作，又担任着领导，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画画。

　　刚说过，鲁光有文运，也有画运。当一个人来了运气，什么都阻挡不了。鲁光到了知天命之年时，画坛上赫赫有名的崔子范请他为自己写传记，让他又有机会与名家面对面。在崔子范面前，已是名满天下的作家鲁光表现出强烈的拜师学画的欲望。他对崔子范说，很荣幸有机会为大师作传，但也恳请先生能收我为徒。对鲁光的画事，崔子范不陌生，也认为鲁光是懂画的作家。既然鲁光懂画，也爱学画，被收为弟子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鲁光拜师，不是附庸风雅；崔子范收徒，也不想仅留一个形式。崔子范当即就把鲁光领到画室，亲手裁下四张宣纸，绘出四时风景，让鲁光选一张。鲁光选了一张夏荷，崔子范笑了，说他选了一张最好的。那一天的情景，鲁光记忆深刻，更感受到了崔子范对自己的用心和关怀。撂下画笔，崔子范又与鲁光倾心交谈，帮助鲁光梳理画画的心绪，寻找突破的方向。

　　在崔子范的启发下，鲁光开始攻“牛”，努力锤炼画牛的技艺，试图画出自己的眼中之牛、心中之牛。鲁光是文人，画画力求画出文人画的韵致，而文人画的韵致又是中国画极其重要的一部分。他当然知道画画的技术要求是何等重要，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，对一名画家来讲，笔墨的技术水平不是一名有为画家追求的唯一方向--画中勃发欲出的生命力，对爱的渴望，需要文学的支撑，需要学养的圆融。半路出家的鲁光，抓住的是画画的本质。他挥动毛笔，在大写意的淋漓中，塑造了一系列颇具感染力的艺术形象。他具有画画的童子功，又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一幅幅浑厚华滋的画作就这样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。看过那些画作，崔子范给予了较高评价，还说，你可以离我远去了，我们可以各奔前程了。崔子范所说的前程，应该是艺术的前程，是个性化、人格化的艺术彼岸。

　　周韶华评价鲁光画作说：“他的‘大写意’中国画，得益于李苦禅、崔子范两位恩师的熏陶，但是他不克隆老师，能冲破陈规陋习，跳出老一套的框框，完全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新的世界，用自己的思想去寻找新的艺术方位，用自己的表现手段去解决自己的绘画语言形式，不但与老师们拉开了距离，而且打造出自己的、与众不同的现代中国画形式。”

　　此文，就以周韶华的这段话作为结尾吧。

　　刊发于2008年1月31日《中国书画报》

　　张瑞田，作家、书法家。